欧战爆发后,德国商船纷纷在青岛港内自沉以免被中国政府接收 当1917年，欧战打了三年已经接近尾声，远在东方的中国政府要不要参战也到了决定性的阶段。当时国会和孙中山先生都反对，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却一心想要参战，并派舰监视在华德奥舰艇与商船；府院关係因而紧张造成当时的北京政局十分不稳。
接着大总统黎元洪于五月廿三日免段之职务并召张勳进京调处，张勳却趁机拥立清逊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入法国医院；段祺瑞马厂誓师声讨，张勳失败逃逸。事变后黎元洪不愿再复位，段遂拥立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并自任国务总理掌握实权；还召开了新的参议会。
段是坚决主张参战的，所以便于1917年的八月十四日宣佈对德奥两国已立于战争地位，并在之前就已经接管了德奥在华的船舰(欧战于1914年的七月廿八日爆发，德国在八月十八日就已将许多在华的资产包含船舰名义上过户到他国社团名下以保护不被接收；中国是于1917年三月十四日宣佈与德国断交，同月廿日开始接收德国在华资产，但直到八月十四日方才正式对德奥宣战；接着欧战在1918年就结束了)。
当时的德国与奥地利已经在欧洲战场焦头烂额，对于千里之外的远东根本是无暇也无力顾及；而协约国对于任何能损伤同盟国力量的举动自也不会反对；中国政府这个软柿子捡得时机恰到好处。但像德属青岛殖民地这种肥肉是轮不到中国，而是由英国在幕后指使日本去攻佔；中国只能接管在其它地区如长江内河中行驶的德奥船舰。
这一次战利品共接收到30艘(含小轮,驳船等)，其中属于军舰的只有后来命名为“利捷”与“利绥”的两艘内河砲艇(另有一艘自爆，一艘搁浅)；拖船一艘命名“利通”。其馀有10艘为商船，由北洋政府成立海军租船监督处经营出租业务，10船分别命名“华甲”至“华癸”；其中有五艘曾转变为运输舰，分别改名为“普安”，“华安”，“定安”，“靖安”，“克安”。
两艘砲艇后派往东北有着戏剧化的一生，五艘商船则全部变成运输舰，成为抗战前国府海军运输舰队的主力；其中有一艘还服役到1949年播迁到台湾后。
至于前述府院之间的争执对于中国海军日后的发展也有极深远的影响。因为议员们认为总统解散国会是不遵守民元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通电支持国会反对北京政府，并号召议员们南下广州另组新政府，此即历史上着名的「护法运动」。所谓护法，护的即是临时约法。
1917年七月廿二日，当时的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泽率，“海圻”号巡洋舰，“飞鹰”，“同安”两驱逐舰,“永丰”，“舞凤”两砲舰等五艘军舰由上海龙华起碇南下宣佈支持护法运动;途中遇到“豫章”号驱逐舰与“福安”号运输舰两舰跟随同行，七舰一同开往广东于八月四日抵达广州黄埔，与先前的“海琛”号巡洋舰，“永翔”，“楚豫”两砲舰等三舰会合共计十舰；史称之为「护法舰队」。当年十月“肇和”号巡洋舰亦抵达广州，使得此时广东海军的实力达于最高峰，总排水量15,990吨，佔当时全国舰艇的44%。
这次行动造成中国海军的南北分裂，而这支护法舰队对于中国两支地方海军:广东粤海舰队与东北舰队的肇建也都有很直接的关係。想不到民初为了要不要参加在遥远欧洲发生的一场战争，却对中国海军的历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对德奥一次大战时的战利舰还不止这些，根据北洋政府的档桉资料，一战后中国曾有机会分配四艘原德国海军的潜水艇，当时驻英海军武官陈绍宽曾致电北京政府协调派员赴欧接舰，但后来不知什麽原因这件事并未能实现，否则中国拥有潜艇得时间将提早许多年。
当年陈绍宽为海军少校官阶，1917年时奉派赴英参加英国的潜艇作战，从此对潜艇留下深刻印象，对将潜艇兵力引进中国不馀遗力，后来在二次大战前夕再度向德国採购五艘潜艇，但最后仍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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